受访学者简介：王小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科技哲学教研室副教授、杰出青年学者，一直从事科技伦理、技术哲学研究工作。近著有《日常的深处：日用之物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2023），《技术意向性与现代技术治理》（2023）。其基本观点是，技术并不是中立的工具，任由人取舍、摆弄，技术具有意向性，能够诱导人的行为。人的种种生活意义是经由技术物的参与与建构得以展开的。

　　本次访谈围绕作者新书《日常的深处》展开，由学人Scholar志愿者戴星慧负责，张羽翩、李杰共同参与完成。

　　“我记得马克·吐温讲过，当你发现自己站在大多数人的一边时，你应该停下来反思。这句话除了在排队上车时不好用，其他情况都好用。”

　　学人：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在研究社会问题时，倾向于关注那些普通但在某一社会工作环节中又具有重要作用的人物。您的书名《日常的深处》，“日常”看起来似乎也十分普通，是大家往往不会进行严肃思考的，但“深处”又说明了“日常”并不止于表面看起来的那样。就本书而言，请问您“深处”指日常的哪些方面？现代人何以进入这种“深处”？您是如何将哲学与生命体验联系在一起的？

　　王小伟：贝克的工作我不是特别了解，隔行如隔山，但我认同他的观点。生活其实很奇怪的，人们似乎不太愿意真正关注自己的生活，四处寻找奶头乐。奶头乐分为两种：一种是“甜”的，包括观看短视频和阅读无聊的小说等，它们容易上瘾，占据了很多时间。

　　另一种是“涩”的，包括阅读哲学作品，如海德格尔、拉康、齐泽克甚至韩炳哲的著作。这些作品通常需要耗费更多时间和精力，读他们应该是要用来参考自己的生活的。但如果有人要沉迷理论本身，甚至到了崇拜作者的地步，反倒会忽视对自己真实生活的关注。哲学家就和短视频一样了，让人着迷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陀思妥耶夫斯基讲得更刻薄，他认为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常因为无聊而沉迷于不切实际的幻想中，被各种理论所困扰，成为了理论上的废物。

　　所以每个人的第一任务，不是读海德格尔，是真诚面对自己的日常，这是个体最有自尊的一个活动。我自己有两个角色：我是一名哲学工作者，需要研究哲学理论和重要思想家的思想。这是我的职业，但也不想将这种研究与我的生活割裂开来，我希望将研究与我的日常生活自然地联系起来。换句话说，研究最终应该指向自己的基本生活内容，帮助观察自己的生活的变化、人格的生长和人际关系的生灭。在这个过程中，人才能始终保持对可能性和必然性的敏感，让生命保持活力。

　　学人：您提到电视的本质是播广告，如今电视的新形态成了短视频。从前电视播出还有时间限制，如今短视频彻底侵占人们的时间，人们的注意力成了一个需要从短视频那里夺回的东西，我们普通人该如何应对这一挑战？

　　王小伟：传媒学家史麦茨曾认为电视的第一任务不在于播放节目，而在于播放广告。播放广告的前提是必须抓住人们的注意力，这才需要有节目来吸引观众。通过这些节目，电视将观众的注意力捕捉起来，然后将它打包卖给企业。企业看到你能够吸引这么多注意力，他们就认为广告的价值很高，愿意花更多的钱购买广告时间。

　　短视频可以看作是电视媒体爆炸后溅出的碎片。短视频创作者通常以矩阵形式出现，他们更像是蜂群。许多内容生产者背后可能是一家公司，每天生产大量不同主题的短视频，垄断左、中、右三方立场的全部言论，通过这种方式来完全占据你的注意力。然后，根据你浏览的视频内容、你手机的品牌、你手机上安装的应用程序以及你在其他网站上的浏览行为等属性，来勾勒一个用户画像，朝你精确地扔广告。

　　我们当然需要夺回自己的注意力，但这还不是最紧迫的问题。即使没有短视频，人们还是会花很多时间看电视。真正需要夺回的是注意力的品质。过去看电视，个人喜好并不能完全决定电视内容，很多时候我们要学会接受播放的一切。观众会更有礼貌地观看和倾听，注意力也更持久。一部电影通常有90分钟，一集电视剧通常有45分钟，大家也不会觉得无聊。在短视频时代，观众很容易受到冒犯。他们可能只看了两个画面，不合胃口，就立即切换到其他节目。我们的注意力变得非常短暂、碎片化，无法长时间停留在一个东西上，很容易感到乏味。

　　短视频赋予了我们更多的主动性，使人可以根据喜好自由观看。看起来当然是一种进步，但背后的逻辑是将满足个人视为唯一正当的标准，而不考虑本身的正当性。人们认为符合口味的东西就是高质量的作品，不合口味就是差的。有时候，不爽口其实是高质量作品的特征。我记得马克·吐温讲过，当你发现自己站在大多数人的一边时，你应该停下来反思。这句话除了在排队上车时不好用，其他情况都好用。我们的注意力需要有开放性，能够接受不愉快，并将其视为一种必要的异质性和否定性，融入到自己的生验中。

　　如果生活不太令人疲倦，不需要不断刷短视频来解闷，读哲学书可能对培养有质量的注意力很有帮助。哲学主要负责生产批判性、否定性和异质性，它拒绝平滑的生活方式。哲学地貌是充满沟壑的，你会不断发现悬殊、断裂和冲突，这让人能获得更深刻的洞察力。这是一种“元生活”能力，它让生活保持开放。其他任何专业或技术训练都很难培养这种能力。《日常的深处》这本书中，有些章节的批判性比较强，有时可能会让人感到不适，这将是不可避免的。

　　“不断尝试新科技倒不一定是对未来充满兴趣，可能是对未来充满失望。这种失望多了，我们就会调转思路，通过而不是尝新的方式来寻找内心的宁静。”

　　学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常常生发出一种的情绪，但总是伴随着美化，这和将一件承载情感与记忆的旧物件与自己的生命建立更深的连结似乎是两回事，您能谈谈与此的区别所在吗？为什么与不断通过高科技来追求一种极致的感官体验这两种看似处在天秤两端的情况会同时发生在现代人的身上呢？

　　王小伟：事实上，像鲍曼和博伊姆等思想家都曾专注于讨论主题，他们的观察都很有意思。博伊姆的讨论更能打动了我，她将前苏联的语境引入讨论，与我们有更多的共鸣。博伊姆指出21世纪已经进入了一个普遍时代。不再是个别人、民族或国家的事情，它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全球现象，不再是单一的偶然事件，诗人的怀乡病，它是一个巨大而紧迫的全球现象，需要透视其背后的原因。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既可以是宏大叙事的，也可以是个人生验的，视角总归是越多越好。我们自己的文学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满是情绪，早在十年代就开始了，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当时不少人受到美国生态主义文学的影响，心里都装着一个梭罗，认为自己正流浪在现代都市中。据说海子走的时候，怀里就抱着一本《瓦尔登湖》。

　　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00后出生的一代，许多人根本就没见过乡村。家一开始就是由钢筋水泥构建的，整个世界天然就是一座城市，没有漂泊的心和回不去的家园了。80、90后对乡土多少有一点记忆，但是挺稀薄的。我没有田园梦，也很少受到文学的影响，自己对讲故事不感兴趣，太吸引人的活动我都会很警惕。

　　触动我写《日常的深处》的是一个报道：一个女孩的母亲去世后，她保存了母亲做的一道菜，不舍得丢，把它放在冰箱中里存着。后来，通过厨师和技术专家的帮助，女孩重新加热了这道菜，送菜入口，泪流满面。虽然我父母身体健康，但他们也在不断变老，不断接近人生尽头。我特别能咀嚼这位女士的心情，逐渐品味到生活的后味是苦涩。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它不是一件好事，但每个人都必须面对。更糟糕的是，你眷恋的人注定比你老得更快，你要目睹他们死亡。

　　我自己抵御丧失感的方法是。整理和回顾过去的时光，我能够看到年轻的父母和年轻的中国。不是思维倒带，把过去的再放一遍。是一项需要投入很多精力的工作。有时候我觉得的人是一个灯光师，他/她要布置一大堆灯管，让有些东西成为焦点，有些打亮轮廓，有些藏在黑暗里。最后让过去样子精致的呈现，达到可以观赏的效果。博伊姆说，是回到曾经拥有或从未真正存在过的家园。王小波讲得更到位，他说那些将要去的地方，都是素未谋面的故乡。

　　就是美化，而且是必要的美化。真正的过去，消除它的光晕，剩下只是一堆零散的事实和呆板的物件散落在那。但中的过去不是，它是在焦点中的一副闪闪发光的风景。我自己的感觉是，可以帮助整理人生。它有助于建立人与事物之间深层次的联系，也是建立人与自己、与他人、甚至与世界积极关系的一种方式。不是仅回顾过去，而是一种创造未来的行动。在这个过程中，你不断检视过去与当下，并因此期待特定的未来。这是一种拼贴自我的努力，人不想活成一堆碎片。

　　追求极致的技术体验通常是朝向未来的，箭头向前指。而则是回忆过去，箭头向后指。但我一直认为它们是一件事儿，朝向未来可能包含了对过往的不满，而中也可能包含了对未来的不信任。当我们感到沉闷乏味时，就去渴望未来更加精彩。然而，当尝试了新技术后，又常常感到失望，就去追求更新的，然后再失望。不断尝试新科技倒不一定是对未来充满兴趣，可能是对未来充满失望。这种失望多了，我们就会调转思路，通过而不是尝新的方式来寻找内心的宁静。是一种创造，它往往比追新科技更好地满足内心的需求，因为它就是我们的内心。

　　学人：您对日常之物极为强调，能否谈谈其中的原因？格拉汉姆·哈曼在其“物导向本体论”（Object- Oriented Ontology）中给予了“物”极高的重视，你们的观点有相关的地方吗？可否展开谈一谈？

　　王小伟：哈曼的观点与《日常的深处》这本书有很多共通之处。哈曼提出了“平本体论”，他将人和物置于同一平面进行考察。这与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哈曼评价过拉图尔，认为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侦查出了现代性的一个重大缺陷：在现代世界中，人被置于中心地位，世界被划分为人和非人的集合两部分。为了克服这个二分，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特别强调对称性，行动者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人无非是行动的一个参与者而已。

　　因为技术哲学研究的背景，我对拉图尔的工作印象更深，他是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巴黎学派的代表性学者。除了这些学者，如列斐伏尔、德波、瓦纳格姆、鲍德里亚等人也特别关注日常生活中的物，当然主要是作为商品的物。他们都对《日常的深处》的写作产生过启发，但不是根本性的影响。这些人似乎都对“资本”过于着迷，但实际上这个概念并没有那么迷人。

　　《日常的深处》这本书的基本方法还是现象学的，但没什么高深的话，理论被稀释在了日常的经验的叙述中。胡塞尔的现象学研究就经常使用日常生活的例子，主动去防止科学话语对日常现象的侵蚀，使人们重新关注事物本身。因此，可以说胡塞尔试图用日常来对抗现代科学对世界的凝视——这是一种主体投向世界的傲慢眼光，需要克服。海德格尔的工作也继承了胡塞尔的这种关注日常性的视角，他特别关注日常生活经验，经常讨论了一些简单的例子，如用锤打钉、工匠造银盘等等，借此导入存在追问。

　　最近刚去世的唐·伊德发展出了后现象学的技术哲学，他的工作也非常注重日常生活，经常引用望远镜、电视、烹饪等例子。荷兰学者维贝克继承了后现象学并进行了伦理学转向，提出了“道德物化”的思路，要把道德嵌入到技术里面去。他书中的例子仍然是一些非常简单的日常现象，例如减速带等，最先进的技术可能要算医院产检中使用的四维彩超。

　　按照技术史研究者白馥兰的分类，像大型语言人工智能模型、量子计算机等技术通常被视为高技术，它们后面站着的是国家和大企业。普通人似乎应该更关注自己的日常生验，关注那些日用之物，这些是低技术。我自己常年生活在一种普通性之中，无论是智力、体力还是毅力，都十分平庸，也没有缘分接触或构思极高明的技术。

　　《日常的深处》所中谈论的技术，包括手机、电脑、住房、穿衣、饮食等，这些都是代表性的日用之物。恰恰是这些东西正在不断冲刷我们生活的基础，对一些最为底层的生活意义产生影响，这一点常常被人忽视，有点儿遗憾。因。